于2019年4月29日，杨振宁先生获明德讲堂思想系列主持人、人文学院汪前进教授之邀，来到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做客“明德讲堂”，本场讲座，乃由李树深校长主持。
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的近两千研究生，杨先生再次分享其学习与研究经历（图 1），且明确重申，对于几年前反对中国建造大型对撞机这一观点，“我的看法完全没有改变”。本刊特将报告及听众交流全文进行整理，经杨振宁先生审定后发表，以志盛事。
座谈时间：2019年4月29日
座谈地点：中国科学院大学雁栖湖校区礼堂
整理人：张岩
选择有前景的研究领域
与中国科学院大学研究生谈学习与研究经历
杨振宁
杨振宁谈自己的学习与研究经历 杨天鹏 摄
我曾前往过上百所大学进行演讲，在我所目睹过的众多演讲厅当中，今天所处的这个演讲厅，无疑是规模最为庞大、布置最为考究的。你们所在的是一所新兴的大学，这足以为我们清晰地表明，当下中国的发展速度究竟有多快。
我今天讲的题目是“我的学习和研究经历”。
我于1922年在安徽合肥降临人世，由于父亲成为了清华大学的教授，自7岁起，我便入住进了清华园，随后在北京念了四年小学，毕业之后又读了四年中学。
那个时候大概是1930年左右，中学在宣武门附近，当时是崇德中学，也就是现在的北京市31中学，在全北京市的中学当中，我觉得差不多有一半是教会中学，崇德中学就是这其中的一所。
这是一个学校，规模很小，学生数量大概只有300个，其中三分之一的学生选择住校物理学家杨振宁研究什么，进而我成为了住校生中的一员。学校存在这样的情况，那就是找不到真正意义上的图书馆，有的仅仅是一间图书室，而我时常会前往这间图书室，去进行一番浏览。
我认为我在物理学方面首次产生兴趣，是源于阅读了这本书，也就是《神秘的宇宙》（The）。之所以产生兴趣，乃是由于书中阐述了在20世纪初期物理学领域内的重大变革，这其中涵盖了量子学以及相对论。
后来，在1937年的时候抗战拉开帷幕，我们一家人途经合肥，于1938年抵达昆明。因清华大学以及南开大学、北京大学联合起来，组建了西南联合大学，该大学于1938年启动招生工作。就在那年夏天，我刚刚读完中学5年级，还欠缺一年时间才能拿到中学文凭。
然而，于彼时，鉴于中学生流离失所的情况极为众多，于是教育部在重庆下达了一项命令，规定学生即便中学未毕业，也能够参与考试，此情况称之为同等学历。我凭借这个资格考入了西南联大（图 2）。
大学入学考试准考证
因为我中学最后一年没去念，所以高中的物理书我也没念过。然而入学考试要考高中物理，于是我就去找了一本高中物理的书，拿回家里念了一个月。
给了我很深教训，让我有了一个很深印象，是高中物理里的等速圆周运动，有个加速，可它方向是向心的，这让我觉得不对，纠缠一两天后才明白，这个速度不光有大小，还是个向量，这个向量在转弯。
这是我一生所得的极为关键的教训，后来我始终铭记，即每个人都存有好多直觉，而诸多直觉是需加以修正的。
换句话说，如果你随时能够接受修正直觉的话，就继续在向前进。
是在那两天发现了向量的重要性，直觉和书本知识发生冲突可是极佳的学习机会，一定要抓住这般机会。
我于西南联大度过了四年时光，老师们所秉持的教学态度，同学们对待学习的态度，均十分优良。众人认为，在如此艰难困苦的情形之下，依旧能够展开读书行为、能够从事研究工作，这是极为不容易的，所以大家都对自身所拥有的机会格外珍视，进而在学习方面表现出色，学习成果显著。
经过四年的学习之后，我进入了西南联大的研究院，在两年过后取得硕士学位。那时物理系有六七个研究生是同班的，我和黄昆、张守廉居住在同一间屋子，相互之间极为熟悉。
在最开始阶段的20世纪50年代，半导体研究那时才刚刚起步，黄昆做了一系列的演讲，还带了许许多多的学生，后来对于中国的半导体研究有着决定性影响，如今在中国的半导体工业以及半导体研究里占据主要地位的人物都是他的徒弟或者再传弟子。
张守廉后来前往美国，转而学习电机专业，担任了多年电机教授，黄昆与张守廉二人现今都已离世。就在 1992 年，我们三人共同拍摄了一张照片（图 3），那时周培源教授身为北大校长，90 岁高龄，在北京举办了一场庆祝会议，张守廉和我也从美国赶来，之所以那天我们三个人特意照相，是由于我们三个人在西南联大时整日辩论，声音响亮，故而大家称我们为三剑客。
这种辩论对于我们对物理学的了解非常重要。
后来，我有过如此这般的文字记录，那便是，我们持续不断、毫无休止地就物理范畴内林林总总的题目展开辩论，另外还清楚记得，有一回我们所争执不下的题目是围绕量子力学里测量的精确意义，而这，乃是哥本哈根学派一项意义重大且微妙非常的贡献。
今天，大概，大家，在网上，看到的，量子通信，量子纠缠，都，跟，哥本哈根学说，有，密切的，关系。
那日，起始于喝茶之际展开辩论，直至夜间返回昆华中学，而后关闭灯光上床休息，然而辩论依旧未曾停歇。
当今此刻，我已然没法忆起那晚争论的精准确切细节，亦无法记起何人持有何种观点，然而，我清晰分明地记得，我们三个最终皆从床上起身，点亮了蜡烛，翻开海森堡（）所著的《量子理论的物理原理》，用以调和我们的辩论。
我们这种辩论没完没了，实际上不只是物理学方面，天底下所有事情都在我们探讨范畴，我认为这对每个年轻人而言，这种辩论益处极大，能增长知识，拓宽视野，还能更好地了解他人的思维方式。
在西南联大有两个老师对我有长远的影响。
因为我四年级临近毕业时，要撰写一篇学士论文，不清楚当下国内大学是否仍有此制度，当时写的实际上类似一个报告，讲某一小领域中存在哪些新发现，不需要有自身真正的工作以及自身的成绩，而第一位便是吴大猷先生。
那么，我去寻找吴先生，吴先生便要求我去看一篇文章，这篇文章讲述的是如何运用群论去阐释物理现象，特别是分子物理学领域之内的现象，原因在于分子物理学属于吴先生所钻研的领域。
群论所探讨的是对称，我们晓得存在左右对称，存在圆周对称等，将对称的观念运用数学的语言称作群论。运用群论的这种数学语言，去了解对称在物理方面的应用，这是20世纪最为关键的物理学精神之一，而在那个时期把对称的观念应用于物理现象才刚刚起步。所以吴先生把我引领到这个领域是我人生中最大的一次幸运。
我在读完了本科课程写下学士论文，从而得到学士学位，接下来又进入了清华大学研究院。在研究院期间我的导师是王竹溪先生。研究领域处于统计力学范畴的王先生，当时那个阶段统计力学正历经一场新的变革，于是王先生将我引到了此领域之中。
整理过后发觉，往后这辈子里，三分之二的工作是在对称理论方面，这是吴先生引领我前行的方向；三分之一在统计力学领域，是王先生引领我走上这条路的。
一直表述着自身相当幸运至极，毕竟身为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若能涉足一个领域，且此领域在往后五年、十年、二十年呈现出发展态势，那么便能够伴随该领域一同前行拓展，这可是极为占便宜之事。
这么多年，我见到了成千个研究生 ，其中许多都极为出色。然而 ，十年后他们取得博士学位再看 ，有些人相当成功 ，有些人却很不成功。这并非因为这些人的能力相差这么多 ，获得博士学位的人通常能力都还不错 ；也不是因为有些人努力 ，有些人不努力。
是有人走对了方向，倘若走到一个已达极限、难以维系的方向上，那就毫无办法了，并且越是前行，越不易走出，要更换一个方向并非易事，继续那般做的话，就会变成最令人感到不幸的一个人。这点，我期望在座的每一位研究生都能领会这几句话所蕴含的意思。
1945年抗战成功之后，我考取了一项留美公款资助，来到美国芝加哥大学成为研究生，进而取得了博士学位。
在芝加哥大学，有两位物理教授，对我造成极大影响，其中一位是爱德华·特勒（），那时那刻，他年纪尚不足40岁，乃是绝顶聪慧的天才，彼时便已颇具声名，然而后续，他的名声愈发响亮（图4）。
特勒（右）与杨振宁（1982）
上世纪五十年代时，众人都清楚，原子弹制造完成之后，是要用原子弹去引爆一枚氢弹的。
有个窍门历经很多年都没得以解决，最终解决该窍门的主要研究人员当中就有特勒，所以在国际上称他是氢弹之父。他并不喜欢这个称呼，然而我觉得他摆脱不了这个名号。
众人都清楚，中国对氢弹的研发在起步方面比其他一些国家是迟了些许，那中国原子弹成功制造出来是在1964年，这是中国一件极其值得自豪的成果，尤为难得且令人引以为荣的是，从原子弹成功引爆直至氢弹成功研制完成，仅仅耗费了两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这一速度在世界范围内都是相当惊人的。
这在世界范围之中构成一项纪录，鉴于法国于中国之前制造出原子弹，然而却无法研制出氢弹，中国虽起步时间稍晚，可在1967年成功使氢弹实现爆炸，致使法国诸多科学家内心极为不满。
那致使中国先取得成功的缘由究竟是什么呢，其原因在于存有极为聪慧的中国年轻人，并且还拥有极为勤奋努力的中国年轻人，在这些年轻人当中，氢弹主要的贡献者，关键想法的提出者乃是物理学家于敏物理学家杨振宁研究什么，而他近期才刚刚离世。
另外还有一位，对我而言影响更为巨大的，乃是芝加哥大学的恩里科·费米这家伙，他身为20世纪极为重要的物理学家当中的一员。正是他带领着二三十个物理学家，率先搞出了反应堆，制造它的地方就在芝加哥大学，故而芝加哥大学现今有个小小的广场，上面有一座雕塑，是用来纪念人类首次借助核能进行发电这件事的。
对我而言，我于芝加哥大学所学的物理相当重要，我于西南联大学到并学成拥有、带着学成成果回来意义同样格外显著的物理也很重要，然而，这两次所学物理在学习、钻研之道方面有着一个明显的不一样。物理，在这两地所接触学到的。
在联大念书那会儿，我所学的物理学运用方法可是推演法制（从理论出发推导出现象）。等我到了芝加哥大学之后才发觉，这些并非是那些举足轻重的教授整日冥思苦想的内容，他们思考的方向恰恰与之相反，也就是归纳法（从现象着手归纳总结出理论），自现象起始，归纳出理论来。问题在于这个现象我到底明不明白呢？要是能把它彻底想透彻，这与先前的某些理论是相契合的，如此一来便是从现象迈向了理论，进而对这个现象有了更深入的认识，也就又前进了一步。
要是你发觉跟以往有差异，那就更佳，毕竟这意味着存在修改往昔理论的契机。归纳法着重的是新现象、新办法，较少关注书本里的知识。因而从现象到理论的这种研究办法，实际上是更易产出重要成果的。
就我个人看来，在联大期间，我觉得自己推演法学得相当出色，之后呢？基于这个基础，又吸纳了归纳法的精要，把这两者融合在一起，这对我而言，又是极为难得的幸运之事。
从1946年1月起直至1947年，这期间是我深感最为困难的一段时期。原因在于，于昆明之时，我学习了诸多理论物理知识，且学得颇为出色，然而基本上未曾开展过任何实质意义上的实验，但是我明白物理学的根基乃在于最后的实验。
到芝加哥大学的那个时候，便下定了一个决心，是要去撰写做实验方面的博士论文，因而到了那儿之后，就着手开始进入实验阶段。
那时，艾里逊教授在进行一个加速器的工作 ，那个加速器在当时算得上规模很大。他带领着六七个研究生 ，我是这其中的一员。整个工作持续了20个月。然而我在做实验方面能力欠佳 ，显得笨手笨脚 ，因此实验室里的同学都嘲笑我：“Where there is Bang，there is Yang!” 后来我明白 ，自己并非从事实验物理的合适人选 ，于是就不再做了！
于理论层面，我一到便去找特勒，他给了我不少题目，然而皆不合我心意。他所喜好的题目、研究方法，以及他在意的事项与我不同。跟他做了一个题目之后，他觉得结果很棒，让我把它写出来，可我却写不出来了。
由于中间要进行一些近似计算，然而近似计算无法把控其准确性，所以我的这篇论文写不出来。之后他表明没关系，认为我是个颇为聪明的研究生，就让我做另外一个题目，结果却又出现了这个现象。
这样，几个月过后，他知晓，我也明白，我们并非同一类的理论物理学家。尽管他与我的关系始终颇为良好，然而我觉得无法从他那里获取题目，于是便着手自行寻觅题目了。
我能够跟诸位讲，研究生寻觅题目之时感到沮丧，这可是极其普遍的一种现象。要是在座的有哪位研究生此刻弄得极为困难，那你可不要觉得这是他自身独一无二的现象！
之所以如此，是源于本科生阶段所学的皆是现有的知识，然而研究生阶段却需自行寻觅题目，还要自己探寻方法，无论本科时成绩有多优异，都未必能在这方面迅速轻易地步入顺畅的境地。
未能做到成功，自然而然会产生不高兴的情绪，然而也千万不要陷入沮丧之中，这可是源自于我自身的经验呀。
所幸啊，我于联大那段时期阅读了相当多的内容，存在好些问题哩，是其他人已然着手去做了，然而却尚未彻底解决掉的嘞，我便将这些问题提取出来予以钻研。
在那一年一共研究了四个问题。
第一，是贝特，即Hans Bethe，其于1930年开展的有关自旋波问题，即spin wave的数学相关工作，自旋波与固体的构造存在紧密关联。当时，数位年轻且关键的理论物理学家，怀揣一套理论，在中国时，我便知晓其重要性，因而在芝加哥大学，我将他们的文章拿来，竭尽所能地去研读学习。
其次是昂萨格（L.）于1944年所写的文章，昂萨格从事的是统计力学领域，其中存在一个极度困难的数学问题，这个问题被他于1944年成功解决。我仍记得这篇文章当时印刷出来的时候，那时我还是王竹溪先生的研究生。王先生曾经钻研过这个问题，却未能得出结果。突然看到昂萨格把它解决了，王先生便告知了我。王先生是一个平日里不苟言笑的人，然而那天我能够看得出他十分激动，如此艰难的问题竟然被解决了，我就明白这里面有情况！所以在1947年，就对这篇文章进行研究。
第三个题目是泡利（W. Pauli）关于场论的文章。
第四个是特勒的一个理论。
这四个题目，我都去做研究了，每一个都花费了少则好几个礼拜，多则多达一两个月。然而，前面三个最终都没有成功！在那个时段，除了第四个题目之外，芝加哥大学，既不存在老师对那三个题目产生兴趣的情况，也不存在同学对那三个题目有兴趣的情况，所以，我就只能独自一人在图书馆里头进行研究。
再比如说昂萨格所写的文章，篇幅有着十几页之多，让人难以理解。他讲将公式一更替到公式二里面便能够得出公式三，依照他所说的去做结果确实是正确的。按照这样以此类推下去都是准确无误的。然而之所以表示不懂，最为关键的是他为何要如此进行操作呢？仅仅是跟着一步步去实施，这并不能算作是理解了。最终感觉就如同变戏法一般得出了结果，这表明并没有真正领会贯通。
所以那一年是很不高兴的。
但还好第四项弄出来的成果，引出了特勒的兴致。他过来找我讲，没一定得去写篇有关实验的论文，关于这个题目所做的挺不错，把它撰写出来，我便会接纳这个当成你的博士论文。
所以以第四个题目的工作得到了芝加哥大学的博士学位。
然而，鉴于前面的三个题目全都是未曾取得成功，因而在1947年的时候，我于给黄昆所写的一封信当中，表述自身（理想破灭）。
但我今儿要特意跟大伙讲的是，前面三项付出的力量并非枉然，缘何呢，因其后续都有了成果！我打算把此经验告知大伙。
1948年，我获取了博士学位，而后我留在了芝加哥大学，担任了一年的助教。1949年，理论物理有了一项新的进展，这一进展被称作重整化理论，它实属一个全新的理论。在芝加哥大学，没有任何人从事此类研究。
有一个位于普林斯顿的知名高等研究所（图5） 云集了众多重要的、年长的以及年轻的研究员在从事这些事务 因此我便请求前往那儿担任博士后。
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
这是个规模极小的机构，不存在本科生，不存在研究生，仅有大约十几个教授，有几百个博士后，还有一些访问学者，在那儿前前后后待了17年。
在我前往的首个学期时，大约是1949年10月，因有一次同坐班车的契机，路丁格对我说，昂萨格的文章被他的学生考夫曼予以简化了，昂萨格那篇难懂的文章借助考夫曼的一种新方法得以解决。他在仅仅那几分钟的时段里，向我告知新方法的关键部分，是几个反对易矩阵，而我对这部分极为熟悉。
所以，一进入研究所，便即刻摒弃了当时正在进行的场论研究，转而将全新的想法应用于昂萨格的问题之上。鉴于此着实是关键所在，故而仅仅花费了两三个钟头，便彻底攻克了。随后，我也随之成为了该领域的一位重要贡献者。
这件事情于我而言所带来的启示究竟是什么呢，为何我竟能够从路途丁格所说的话语当中获取到那般巨大的益处呢？
其一，鉴于往昔我于昆明做过精确的狄拉克矩阵（Dirac）探究；其二，更在于1947年虽未成功，可对昂萨格工作的钻研，使我对整体困难有所知晓，何处存在问题较有把握。所以待路丁格出现，自然而然会将它们合并一处，如此便成功了。
这存在着一种说明，首先一点就是得具备兴趣！那我为何会有兴趣呢？是因为我身为研究生之际，王先生跟我讲，昂萨格把一个极为困难的问题给解决了，其精妙程度简直是超乎想象！第二个关键要点，便是要投入功夫去开展研究。我耗费了几个礼拜去进行研究却未成功，然而那没有关系，未成功实则是为后续铺就了道路；第三个方面是要有机遇，当然这是需要具备一定运气的，我当时的运气就是碰到了路丁格，进而产生了突破。
结论为，要达成一项科学研究的良好成果，最为关键的三个步骤分别是兴趣之事，为努力而做的准备之举，以及最终实现的突破之行呢。这三个步骤所组成的三部曲，亦是后续我所有研究工作一直遵循的路线哟！
有意思的是，百年之前的时候，王国维于其《人间词话》里所写的境界之论，特别有趣有意思。
他讲，古往今来那些成就大事业、拥有大学问的人，必定要历经三种境界，“昨夜西风凋碧树，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这是第一种境界，“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这是第二种境界，“众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正在灯火阑珊处”，这是第三种境界。
大家对这境界论的解释多多少少都是统一解释。
第一境界讲的是对于渴望去追寻的何事，需存有一定程度的执着，因而要独自登上高楼，去寻觅那你所要瞧见的天涯之路，这所阐述的便是兴趣。第二境究竟是何种含义呢？也就是说哪怕人变得身形消瘦了也切莫后悔，依旧得持续下去，要奋力地做好准备；第三境界里，在毫无察觉之时，一回眸，猛然发觉秘诀究竟在何处，那便是机遇所带来的突破。
我觉得，这便是那代表着兴趣的一步，还有准备的一步，以及突破的一步所构成的三步曲，它可不是仅仅在科学范畴之内算是一条良好的道路，在文学领域上同样也是这条至关重要的路径。
听众交流
中科院生态研究中心的研究生说道，杨老师，您好，今日有机会听闻您讲述自身经历，深感极为难得且荣幸至极。您对于兴趣的那份坚持不懈，您对科研方向所具备的敏锐直觉，还有您广泛结交朋友且不懈钻研的精神与态度，均给予了我们极大的启发。
要是请您给国科大的学子们送上一句鼓励或者是赠言，您会跟我们讲些说什么呢。
杨振宁表示，他期望每位同学切实抓住这个时代，这可是一个极为重大的时代，并且要明白晓得，你们遇上了一个绝无仅有的机会，一定得拼搏努力！
要是努力的程度足够多，我觉得，虽说不敢讲肯定会有大的成绩，然而在如今中国的发展状况之下，取得一定的成绩必然是能够达成的，希望你们记着！
来自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研一研究生，对一位高能物理界堪称老前辈且为粒子物理贡献巨大的杨先生说道：“杨先生，你好，我之后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后，将会投身于 CEPC（高能环形正负电子对撞机）相关工作。”。
全所的所有人，都极其地十分憧憬敬重您。可公元2014年之际我们所在提出中国要去建造CEPC之时，那会儿您却是持反对态度的，如此这般所以在当下这个契机里，我以我的具备所有同学们的身份向您再次询问，您当下对于我们要去建造CEPC这个意念有无发生转变呢？
杨振宁表示，他绝对丝毫没有发生改变，他宣称要讲的是，这是一件相当重要的事情，他期望你们前往网上搜寻一下他在两年之前所发表的文章，即《中国今天不宜建造超大对撞机》，而这件事情与他们刚才所讲述的存在着紧密的关联！
对于一个年轻的研究生而言，最为关键的一件事是什么呢？事实上并非是去钻研那些技术层面的内容，而是要让自身投身于未来五年、十年具备极大发展机遇的领域之中，这才是身为研究生时所要达成的最为至关重要的目标。
基于这个目的，别去搞大对撞机，当下正处于没落阶段。在我做研究生时，这个领域才刚开始大放异彩。实际上，你也能够讲，这过去的几十年间，在物理学范畴内大家觉得最为关键、最大进步的就是这个领域。然而，这个领域自30年以前起，就已然走上了末路！但大部分人并不知晓。
我不止一次着重讲，并非仅在今天讲，也不是在两年之前讲，早在1980年就讲了。那时存在一个具有国际性的会议，周光召先生也参与其中了。会上针对往后十年高能物理朝着怎样的方向展开研讨。我于会上讲了这样一句话——“The party is over”，即盛宴已过 ，这句英文表达的盛宴已过的意思。
那会儿当时立刻就得以分辨出来，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及六十年代之际，是处于高潮阶段，名声极其响亮。然而步入八十年代，关键的观念已然全部具备，往后依旧能够着手去做，可是并不存在最为关键的全新观念，特别是针对理论物理范畴而言，不存在关键的全新观念，如此便无法取得成果。
遗憾的是，众多年轻人没能确切听清我讲的这话，那些教育工作者也并未领会我所说的这个意思，因而今日呢，再来跟大家把它阐述得更为明晰一些。
有的人朝着我讲，杨振宁你此番言论全然错误，缘由在于2013年的时候有科学家于瑞士开展了一例实验，证实那般在五、六十年代的观念是正确的，这无疑是有着举足轻重的贡献的这确实很是重要的贡献。
但是这般关键的贡献的理论起始源头，并非是在三十年之前，而是处于20世纪五、六十年代。所以到了80年之时，我便会讲，在这个领域从事做实验的人，还是能够去做的。接着到了2013年，就成功做出来了，并且还获得了诺贝尔奖。
是这样的，当时这个实验是有6000个人共同去做的，那个时候所产出的文章起步网校，每一篇的署名人都是达到几千人之多。那么在这个实验完成之后啊，则是需要运行更为庞大的机器的，而这所要花费的资金至少是200亿美元。不过呢，其他的国家不存在这样的条件，于是大家就认为中国经济实力雄厚，所以这个项目就来到中国进行了。
我晓得我的同行很是对我不满，觉得我会致使这行被关。然而让中国耗费200亿美元，我没办法接纳这事！我挺开心中国政府没受骗。我再补充一句，为何非得搞高能物理呢？当下重要的事物多着呢。
中科院高能物理所的研究生询问杨先生，首先，如同您刚刚在报告里所讲的那样，我们去做是因为对高能物理确实存有兴趣 ，并且高能物理究竟还有没有发展前景呢 ，或许得依靠我们自身的努力去证实 ，科学的未来究竟会怎样谁都难以说清楚。
杨振宁表示，他认为你所讲的这番话，体现出你的态度是良好的，是值得予以赞成的。然而，这个想法，并非是当下整个世界科技发展的总体方向！故而，他借此机会再度说明，整个的科技发展，涵盖任何一个领域，它都是处于经常不断改变的状态之中的。
19世纪时，物理学所针对的研究对象，运用的研究方式，秉持的研究态度，跟20世纪存在差异。如此一来，21世纪物理学前行延伸的趋向，围绕开展研究的具体题目，同20世纪全然不一样。
所以，一定要留意，在20世纪变得极为走红的事物，到21世纪依旧延续下去，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20世纪后半叶最热门的物理学是高能物理，然而它绝对不会是21世纪的发展方向。那你为何不走向21世纪即将发展的方向呢？
倘若提及要问我二十一世纪会发展些什么，详细具体的没办法去讲述，然而总体层面是能够看得较为明晰的！能够满怀自信地对你讲，我知晓高能物理，我觉得你不要朝着这个方向前行。
中科院物理系的学生，向杨老师问候您好，现在物理的发展态势是愈发精细、愈发繁杂，投身其中任何一个领域都需耗费一生的岁月。然而，有可能感兴趣的方向存在许多，那么该如何对兴趣与自身精力有限这一问题予以平衡呢？
杨振宁表示，他时常会想，在自己身为研究生时那阶段的物理学，跟如今当下的物理学，存在着极为显著的较大分别。那个时期岁月里的物理学，相对而言是比较简单的情形状况，存在着几个较为突出显著的大的方向，在每一个这样的方向之上，去学习一两门相关的课程内容，大概大致的意思含义，基本上就能够掌握了解了。
今天的物理，或者说所有科学前沿，都是朝着越来越细的方向发展，存在诸多方向。所以你来问如何进行选择，我认为情形是这个样子：要自己去询问自己，特别是年轻之时，对于哪个方向存有格外深厚的喜爱之情呢？在哪方面能做到优异出色呢这个点吧？
得清楚自身的能力以及兴趣所在，我于美国执教有着长达多年的时间，美国大学生跟中国大学生存在着两个最为突出的差异之处，其一为美国学生所接受的训练并不充足，然而中国学生所接受的训练相对较为良好，其二则是中国学生显得更为成熟，且更为努力。
然而并非就意味着中国学生全然是好的，存在缺点之处在于不够具有灵活性，胆量也不够大。
我的提议是，一方面需问问你自身真心喜爱哪种事物，真正具备的能力处于何处。另一方面思索一下呀，想法能不能朝着更为大胆的方向迈出一步呢。美国学生在把控自身方向的能力方面相较于中国学生做得更好。
中科院理化技术研究所的研究生提问，杨院士您好，吴健雄先生和李院士共同完成了宇称不守恒下弱相互作用的实验证明，然而遗憾的是，吴健雄先生未获得诺贝尔奖提名，您如何看待此问题 ，另外有些学术热点我们需要去追吗？
杨振宁表示，需要补充一点 ，那就是吴健雄身为伟大物理学家当中的重要关键所在究竟是什么呢？在1956年李政道与他撰写完这篇文章之后 两人觉得宇称出现不守恒的可能性 随后他们进而提出了好几种实验。
每一种实验皆是颇为复杂的，是颇为困难的。那时诸多的实验物理学家都不愿去做这些实验。记得那时有一位年轻的哥伦比亚大学教授，后来荣获了诺贝尔奖，我对他讲，我认为和李政道的这篇文章存在些道理，当中有一个实验，您的实验室相对容易做出来，为何不做呢？他以开玩笑的方式回应，如此困难的一个题目，我要是有一个出色的研究生，我便会让他去做，我自己是不会做的。这便是一般平常的态度了。
所以众人皆认为吴健雄傻，她去做了一件众人都认定做不出结果之事。吴健雄厉害之处，亦是其伟大之处，在于她意识到，这是个基础实验，基础实验既然尚未做，自然应当做，那便不要在乎做出的结果如何，这乃是研究科学的真正精神！此为她伟大的地方。
那么，说到她没得奖的缘由，这是所有人都没法理解的。这件事，我觉得几十年后，或许会有人探究出来的。
重中之重的是，关于研究的诺贝尔奖金委员会的开会记录。诺贝尔奖基金委员会存在一个规矩，某一个奖项，在五十年之后能够公布当时所讨论的记录。
然而、这时候、他们、进行了、更改，规定、得于、当事人、全都、不在了、之后、才能够、予以、公布，然而、李政道、与、我、当前、都、依旧、处于、在世、状态，因而呀、并不可以、实施、公布。
追热点问题时，选热点方向，那肯定是重要的。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得把握住自身的能力，还有兴趣。
能力、兴趣以及热点，这三者之中哪一个更具重要性呢？我会选取将热点位列在第三位。鉴于目前存在着数量不少门槛诸多的情况，要是你具备相应的能力，并且在某一个特定方向之上拥有相应的浓烈兴趣，如此下来会比较容易获取成功。
倘若你针对热点问题并非存有兴趣，仅仅是听闻此物有着炽热非凡的状况，我觉得，这可不是一类最佳的可供选择的办法啊。
作者简介：杨振宁人士，身为中国科学院院士，是清华大学高等研究院名誉院长教授，同时还是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
1922年，9月的时候于安徽合肥那个地方出生了。1938年到1944年期间，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物理系去就读，先后得到了学士、硕士学位。1948年，获取了美国芝加哥大学的哲学博士学位。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先后创立了“杨 - 米尔斯规范场”理论，因为与李政道先生共同提出了弱相互作用中宇称不守恒原理，所以获得了1957年诺贝尔物理学奖。
曾先后出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教授，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爱因斯坦讲席教授，同时担任理论物理研究所所长，还担任过香港中文大学博文讲座教授，以及洛克非勒大学董事。
他是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此为其一；还是巴西科学院院士，这是其二；也是委内瑞拉科学院院士，这算一件事吗；加之为西班牙皇家科学院院士，又有所不同；包括台岛“中央研究院”院士，这一身份也存在；同时是英国皇家学会外籍会员，有这么个情况；并且是俄罗斯国家科学院外籍院士，还算有那么个身份；另外是日本科学院荣誉院士，也说得过去；其曾斩获美国国家科学奖章，这是一个奖项；还获得过美国费城富兰克林研究所鲍威尔科学成就奖，这又是一个荣誉；乃至费萨尔国王国际奖等科学奖项，还有此类荣誉。
（原标题 更多信息！杨振宁国科大演讲全文版来了！）